(五)反对法典主义：差序化的法典化推进策略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需要区分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式的法典(化)与作为一种法律存在形式的法典(化)。
随着近代工具理性观的出现，法律自治得以确立，法律不再与任何政治价值具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法治与外在价值脱离，回到了法律本身，在理论上确立为形式法治。而理性自然法指的这套价值内在于政治领域。
虽然理论家对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分离存在质疑，并提出各种实质法治方案，但形式法治作为近代法律自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在理论逻辑的证立方面更具有优势。通过正当性决定合法性这一支配性的逻辑，法治观念与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具有了高度的同一性，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原则成为法治的终极正当性标准，二者在逻辑上的关联被视为一种必然，即只有符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原则的规则之治才称得上法治。参见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58-303页。但是，学者首先是理论工作者，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随着现代生活的逐渐展开，自然权利观念不断受到挑战，近代世界开端之思想中所包含的理论潜力不断被释放，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反对自己的力量，最初的自然权利学说不断受到挑战，新的理性观得以建立。
一种思想可能在逻辑论证上已经失效或者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历史惯性的支配下可能依然发挥着重大且实质的影响。本文之所以未把基督教自然法传统予以单独处理，原因在于此二者在世界想象的结构上与古希腊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从现有研究看，虽然《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对个人信息权的权利性质予以明确，但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关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使个人信息权益价值的独立性得到展现，将其视为一项新兴权利既具有学理上的正当性，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这种观点通过强调权利的重要性命题，在逻辑上否定了新兴权利概念的成立。例如，老年人群体通常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社会弱者群体，对于老年人就业权和福利权体系的分析是进行社会权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社会民生问题的愈发重要，如何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认识老年人权利并对其予以保障。另外，从权利生成的标准看，基因权也符合新兴权利生成的形式与实质标准，多元主体的复杂利益及权利诉求构成了基因人格权作为新兴权利兴的动因。从实践来看，不同的时代议题与领域拓展均可能造成传统权利构成要素的改变，从而导致新兴权利问题出现。
但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其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侵扰。新兴权利基本概念的辨析是开展新兴权利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由于新兴权利的生成是以实践中多元利益诉求的比较与权衡为前提的，因此相较于其他法律方法而言，利益衡量方法在新兴权利的司法推定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第三，新兴权利研究应注重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既要加强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运用，又要关注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在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提及理论，陈瑞华教授曾将法学理论分为解释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解释性理论是对现象或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规范性理论是对制度建构、规则制定、体制改革提供指引的理论，解释性理论是规范性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就法学同非法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而言，例如，当我们从国家治理、国家建构角度探寻新兴权利的产生与发展问题时，便触及法学和政治学的交叉。
概言之，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兴权利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就：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知识、信息和数据成为数字资本运转的核心要素。鉴于这一背景，学界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研究逐步细化到各个场景和领域之中。由此观之，社会弱者权利保护问题虽是一项传统议题，但在新形势、新境遇和新视角下又呈现出了新的意涵，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对此，有两方面问题引起了学界关注。例如，学界关于互联网时代新兴权利识别与进化问题的研究，便要以互联网为纽带，充分利用各学科的知识以实现对各领域权利问题的分析。
因此，今后新兴权利理论研究的一种可能思路为，以实践中现实的新兴权利问题为基础，在分析具体权利问题时注重对其内在逻辑的探寻以得出解释性理论，然后以相应的解释性理论为依据提出制度构建、规则制定与体制改革的规范性理论，从而增强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厚度。缺少了学术方法的支撑，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产出的持续性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新兴权利司法推定的具体操作，集中表现为法官在裁判中对法律方法的恰当使用。国内有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新兴权利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对于某项新兴权利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而应放置在整个权利体系的逻辑下展开，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新兴权利研究的本土化，加强新兴权利研究的实证化。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相应算法的支持，无论是公共行政领域还是商业领域的自动化决策，都是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重要表现。结合数字时代的新特点，马长山教授指出，当前的人权形态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重塑，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从新兴权利涉及的问题和领域来看，民生及社会权利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联性最强，触及社会中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可以说，关于民生与社会权利的研究，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也体现了新兴权利研究的使命与担当。第三，关于数据权利如何理解，是针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而引发的数据确权等系列问题的理论回应。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以伦理道德作为推定依据时，司法机关对合理依据的找寻不能违背无害性、可行性等要求，以此作为新兴权利司法推定的合理限度。近年来，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提升了人们对基因权利的关注度。
近年来，学界对新兴权利这一概念的认识更加深入，甚至有学者对此概念能否在理论上成立产生了疑问，出现了激烈的学术争鸣。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新兴权利概念的澄清，展现出三个方面的理论价值：首先，确认了新兴权利概念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工作权兼具经济权与社会权性质，但主要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与实现人的尊严的价值追求，包括自主就业权、公平报酬权、劳动保护权与不受歧视权。可见，现有研究对新兴权利保护司法立场的明确丰富了新兴权利保护的方式，其一方面能有效克服立法对新兴权利保护的相对滞后性，增强新兴权利保护的及时性与动态性。基于这一前提，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效率，增强新兴权利法律问题相关性的分析，更有助于新兴权利规律的探寻与总结。关于新兴权利这一概念的理解，学界对其产生争议的焦点在于：用新兴权利来指称社会中新出现的利益诉求或权利话语是否准确，或者说这一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其中涉及对新兴权利内涵的理解及理论基础的阐明。
在决策作出过程中，算法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可以将算法视为自动化决策的核心与灵魂。由此来看，学界有关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研究不断深化，无论在理念思路还是制度设计层面，均取得了一定突破。
民生与社会权利始终是新兴权利研究不变的主题，社会权的性质和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弱者权利得到了更多关注。进入专题： 新兴权利 人工智能 。
甚至可以说，随着学界对新兴权利司法保护问题的聚焦，我国的新兴权利研究也发生着由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的立场转换。《民法典》第1009条针对从事人体基因、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提出了进行限制的法定要求，间接推动了基因权利学术研究的深化，《民法典》第1009条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基因权利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学者们一方面加强了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新兴权利的基本范畴更加充实与立体。具言之，以新兴权利的存在领域和情境为基础，再加上权利的动态性与法律权利以道德权利为前提，可以发现权利概念本身便具有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因而没有必要再诉诸新兴权利这一概念。但要明确的是，个人信息权并非指个人对信息的绝对排他式控制，而是有限的自主决定与控制权。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新兴权利是在法律形式性悖论的运作中获得证立的，司法者运用规范进行裁判是维持法律形式性悖论运作的动力，基于法律论辩的重叠共识可以为司法决策提供正当性理由。
作为一个统合性概念，新兴权利这一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甄别实践中新出现的权利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有越来越多的权利诉求被认定为新兴权利。换言之，当前的学术研究更为关注社会弱者权利所处的新的制度环境与时代要求，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
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新兴权利基础概念的辨析，更展现出新兴权利基础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彰显了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意义。第一，关于个人信息权是否成立，既涉及个人信息权如何证成的问题，也包括个人信息权同其他权利的关系问题。
由此观之，对于数据权利的理解不能离开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一现实语境，数据确权应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一逻辑相契合。从社会权的内容看，社会权是一项权利束，其具体类别可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得知。
